《我在故宫修文物》掀起了“文博热”：荧屏上，“文物医生”用匠心和妙手演绎“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活，细腻展现中华文明的精妙;荧屏外，原本冷门的文物修复师成为受关注的职业。

　　上海的文物修复人才现状如何?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民进上海市委带来一份《关于加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课题组深入调研发现，上海文物修复人才短缺，远跟不上待修复文物增加的节奏，呼吁重视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发挥其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的独特作用。两会关注，再来关注这个话题。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透露，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前往故宫报名参加文物修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一年原计划招收88名新员工，结果报名者竟然多达4万多人。其实，虽然靠着一部纪录片红到“出圈”，可文物修复的春天远未到来。

　　数据显示，上海地区馆藏文物超过200万件，历代留存的文物种类繁多，且由于年久失修，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量巨大。“文物修复师非常稀缺。”课题组成员、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峰告诉记者，截至2018年底，上海已备案的博物馆有131家，但具有修复资质的单位仅有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4家。其中，两家院校以培养学生为主，上博仅有文物修复师16人，上海图书馆有修复人员10人。

　　文物修复人才的巨大缺口，有着复杂的成因。孙峰介绍说，上博和上图的文物修复事业都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修复师多出于名家且传承有序，但随着社会变迁和新修复技术的面市，修文物“传帮带”的传统方式也需要更新发展。“如今，业内对于文物修复的要求不再仅仅是‘修复’，更讲求与科技保护理念的结合;人才需求也随之改变——从业者不仅要手艺高超，还要掌握历史、化学、材料学、艺术史等专业知识。”

　　课题组发现，上海虽有不少院校开设了文物修复专业，但目前的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并不匹配。此外，这一行业的薪酬待遇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光靠情怀难以维持。

　　文物修复是“工匠精神”的最佳诠释。提案认为，重视文物修复人才培养，有利于发挥其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的独特作用，对年轻从业者要给予必要的奖励。孙峰举例说，意大利1939年便设立了中央文物修复院，2010年起修复师职业教育课程与高等教育接轨，有五年一贯制的硕士培养体系，目前意大利注册文物修复师约有六七万人。

　　提案还建议，上海应整合文博单位和高校资源，组建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机构，整体规划本市文物修复及科研——一方面从事传统修复技艺的系统化、规范化整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研习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服务当代文物修复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