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6.7%。分季度看，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均同比增长6.7%。此后，各省份陆续公布本地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天津等20多个省份的前三季度经济成绩单已经出炉，重庆GDP增速连续获得全国第一。

　　重庆自2014年以来，连续取得增速全国第一的殊荣。客观上说，这固然有基数低的原因。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总体呈现中西部地区高于沿海省份的态势，这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梯度转移有关。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重庆人均GDP并不高，2015年在全国位居第11位，尚未进入人均1万美元俱乐部。

　　不管怎么说，重庆GDP连续增速第一的殊荣来之不易，展示了可喜的经济增长活力。而且，我们也应看到，同样一些基数低的西部省份GDP增速却在下滑，这说明重庆GDP增速，主要还是靠自身不懈努力取得。这座既不沿边靠海、区位优势并不显著，又无丰富自然资源禀赋的山城，其长时间经济高速增长的秘笈是什么?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重要启示:

　　第一，摆脱对过剩产业、房地产的GDP依赖，着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体经济，工业增长成为重庆GDP增长的“压舱石”。钢铁等过剩产业对GDP增长贡献较大，一些地方政府只要保住了几家钢铁公司等过剩产业，GDP等指标就可完成大半，而房地产不仅可短平快拉动GDP，卖地更是来钱快又轻松。然而，事实上，过剩产业、房地产挤占了实体经济、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等生存空间，同时也削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某东部县一家龙头实业的老板曾对笔者说，之前县长书记总是第一个来拜年，自从卖地之后，其纳税已经让书记县长“看不上”了。

　　近几年，重庆政府没有将资源投放到过剩产业，房价控制也有目共睹，其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到汽车、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高端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实体经济，工业增长成为GDP增速的主要贡献者。重庆通过设立基金等引导金融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实体经济的做法可圈可点。

　　第二，不盲从东部沿海经验，创新加工贸易模式，让产业转移升级不再是无根之“浮萍”，从而成为重庆GDP增长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是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我国传统加工贸易产业多数产业链较短，或者两头在外，即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销售在外，导致利润薄、竞争力差。近年来，东莞等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欧美市场疲软等，不少工厂转移至东盟国家或陆续倒闭。

　　而重庆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一是延伸产业链，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产值的70%都在重庆。二是形成产业聚集，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群，重庆因此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第三，社会制度尤其是产权交易创新，如地票制度、城乡统筹推进等，为重庆GDP增速带来新动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最重要的创新来自社会方面，而非技术层面。

　　重庆成效显著的制度或社会创新至少有三个故事:“渝新欧铁路”——重庆协调国家相关部委，将几十年前就有的中国内陆到新疆的铁路，运作成为欧亚之间的运输大通道，直接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有效解决了重庆的交通短板。“地票制度”——重庆市政府成立土地交易所，通过市场机制，将农村建设用地进行产权交易，有效解决了城市化、工业化用地指标，也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最近，重庆产权交易创新又拓展到新的领域，如新能源车、用光伏电池，或者风力发电等。“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重庆将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实现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五个一体化，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消费。

　　需要指出的是，GDP增速第一只是单项“冠军”而已，且远不如增量、总量、人均GDP等指标“含金量”高，因而，重庆经济发展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