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购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国家为什么在这个发展新阶段提出全面创新?全面创新过程中要突破哪些瓶颈?而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高校特别是商学院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近日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管理学院教授魏江博士。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来自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创新，也是农村劳动力所有权和成果分配权的创新，比如，农民“交足国家的，留下来的就是自己的”，它改变的就是农民的产出成果分配权、劳动力所有权，突破了传统制度的束缚，推动了农村三十多年的发展。

　　早期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借鉴农村改革，推行承包制，也是分配权的改革，正是这样的改革，使得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那个阶段属于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其中内在原因发挥了市场机制(那时候叫商品经济)的作用，正是商品经济的引入，极大地激发了内需，让我们改革开放的前10多年探索出了需求导向的。

　　所以，其实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早期是真正的内需驱动。我们要反省的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早期我们可以内需驱动，而到现在内需却驱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