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特区建立之初是要完成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个使命是要探索一条由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国普遍形成，当时很多人有一种观点，认为特区已经不特了，特区应该取消了，而且也进行过很长时间的争论。那个时候，我一直很赞同一位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说从特区产生的原因来讲特区是特殊政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旦特殊政策消失了，特区不存在是自然的，这是从字面上来理解，但是特区作为一种精神是永存的。后来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和新的特区相继建立，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特区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宜之计，我们最初选择建立特区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不仅存在城乡差别，也存在区域之间的差别，区域同样很辽阔。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你只能通过一个点的试点逐渐地改变区域版图，逐渐地完成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特区的理解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捷径。一个特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一个城市，而且也带动了周边，在周边形成了一个经济带，甚至是形成一个产业集群。我们看图们江、喀什等特区的建立，也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形成一个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特区是逐渐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版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到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捷径。

　　小编记得在1993年前后小平同志曾经有一个说法，要在深圳再造一个香港。那时候就已经讲了这样一个意思，后来大家都没有注意这样的话。我觉得从特区到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转变，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需要。传统的经济特区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完成了以后，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已经完善，我们离市场经济的发达、完善，市场规则的确立还有很长的距离。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学者说，我们已经从改革时代进入了发展时代，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我觉得我们的改革远远没有完成，而且我们不能用发展来替代改革。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跟这个社会制度的创新完善和政府改革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当时经济特区更多的是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今天的自贸区是想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自贸区的形成是总体深化改革的要求和产物。传统特区的第二个使命是从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我们摆脱了普遍贫穷，但共同富裕远远没有实现。在摆脱普遍贫穷的过程中我们还形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需要社会治理，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安排来校准。中国社会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改造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自贸区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习主席提出来的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改变，改造政府，让政府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责任感、有现代管理能力的政府。真正完成中国由政策开放向制度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大舞台，并且在这个大舞台中有话语权，成为规则的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