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长春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最早落户地，辽宁沈阳也曾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在经济周期的转换轮回间，这些中国工业的领跑者，先后遭遇了被边缘化的命运。面对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和企业投融资面临的诸多问题，市场猜测声再起：天津倘若出现工厂关停、失业人口溢出，同时其他产业又没有及时补位，那么同样有可能形成类似东北化的不利局面。

　　同时，天津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重要变化。如果说此前更多的是多年来来自北京的“虹吸效应”的话，天津未来还将增加雄安新区这一“实力派”的竞争对手。有多位产业界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证实，随着雄安新区建设的推进，已经有部分企业把原本计划在天津投资停摆甚至易辙。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则认为，雄安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分工并不同。“雄安新区”侧重于首都副中心，缓解北京负担;天津滨海新区则侧重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建设高标准的产业新城，承接首都各种高端产业转移与运营。作为京津冀战略的“双轮”，二者共同承担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北京一起，通力承担协同发展的定位。

　　在易鹏看来，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的推进，对天津的资源配给会带来一定冲击，但短期利空，长期利好。“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对人口规模、产业、服务业的容纳能力极强，必然会成为承接北京产业和服务业转移的优选;但另一方面，雄安新区形成活力经济之后，天津作为出海口的资源优势又多了腹地。从上海等城市的经验来看，倘若天津把握好相关机遇，对天津经济发展带来长远的积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布局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叶振宇认为，雄安新区对天津发展带来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他对证券时报记者说，“天津具有北方航运中心的地位，可以为雄安新区未来的开放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京、津、雄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它们之间的协同联动效应将显现出来，会产生1+1+1>3的效果。而且雄安新区开发建设刚起步，短期内难以对天津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挑战。”

　　但无论如何，以滨海新区为领头的天津，不得不面对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两个新区之间如何在协同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发挥各自作用，成为两个近邻共同思考和面对的新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虹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受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京津冀三地间在行政体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博弈，在客观上影响了区域融合和协同发展。

　　不过，对于“天津会否成为第二个东北”的问题，业内普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叶振宇明确表示，“天津跟东北情况差异较大，尽管短期经济增速下滑，但不会成为‘第二个东北’。”易鹏指出，“天津经济发展的新旧动力转换比东北要好很多。滨海新区底子不错，加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机遇，经过短期阵痛之后，天津重新出发的可能性最大。”

　　刘平安也认为，“天津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然明显，目前来看，天津最核心最主要的，还是更换思路的问题，以及执行力和落地问题。”

　　橄榄枝伸向民营经济

　　多维谋备突围

　　对于重庆GDP规模超越天津，天津让出经济规模第五的宝座，中国准一线城市的格局正在面临重构。但在易鹏看来，这个观点有些武断。

　　“在中国目前的城市格局中，虽然天津2017年的GDP增速遭遇下滑，产业转型也遭遇成长的烦恼，但暂时不会影响”准一线“城市的竞争格局。”易鹏指出，天津GDP即使遭遇下降，总体经济体量仍然在全国居于领先。

　　易鹏承认，3.6%的GDP增速，对于天津来说，确实面临着拐点;但他同时强调，所谓的“拐点”，对于天津的意义，其实是指此前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再现实，而并非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下行趋势，天津经济未来数年内出现节节败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重重压力之下，天津各主体也正式进入多维发力阶段，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开始悄然提速。以天津武清区为例，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相关部署全部指向解决目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瓶颈和问题。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天津也越来越明显地向民营伸出橄榄枝。据悉，政府部门在2017年专门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推动天津民营经济“万木丛生、茁壮成长”。根据天津市中小企业局的表态，力争到2018年底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比重突破半壁江山。

　　在“脑门”问题出现转向之下，民营资本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以工业领域为例，比亚迪日前通过对“僵尸企业”天津客车装配厂的重组，目前已经实现了超过9亿元的年产值;而在轻资产领域，京东也于今年1月与泰达携手，打造全球首个以智慧物流驱动的智慧科技城市样板，并设立初期规模达百亿元的产业基金。

　　易鹏指出，对于天津来说，重视营商环境、重视民营企业家的价值，敬畏市场，市场多管、多做，这样才能不断释放区域经济的活力和动力。“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的时间窗口，通过与深圳、杭州等兄弟城市之间发展得失的对比，将是决定未来能否恢复增长的关键。”

　　在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看来，对于天津乃至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而言，主要涉及五大要素，分别是劳动力、土地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这三大生产要素，以及科技创新和制度供给。“在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过程中，前面三项比较容易被人们清晰感受到它们的贡献和支撑力，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明显改变。面对上述三项要素的滑坡，要更多地打后面两大要素的主意，即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制度。”

　　依据此逻辑，刘平安认为，提高创新能力，乃是天津未来再出发的关键所在。“培育新动能，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转型升级为依靠知识和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城市，是天津在未来几年实现爬坡过坎、实现深蹲后再起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