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很老，也很新。

　　清末开埠通商时期，武汉是中国前五大城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靠钢铁、机械制造等成为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这座居“天元之位”的城市，却“充满了遗憾”。

　　曾几何时，尽管有着“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尽管有着“大学之城”的人才便利，但武汉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和对外舞台上的地位并不突出，连在中部地区都变得不那么“显眼”了。“大武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武汉“不服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成为夙愿，并得到国家领导人肯定。传统制造业基地的“老武汉”，大幅度转身向“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挺进。

　　武汉，正以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以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脊梁”为使命，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中心;以打造全球最大的内陆“轴辐式”多式联运中心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性综合交通中心……

　　正在孕育中的“新武汉”，承载着国家赋予的多项重要使命。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地位;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其中明确武汉在这一国家战略中的超大城市的功能作用。去年9月，武汉入列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今年9月，湖北自贸区获批，武汉片区成为湖北自贸区的核心地带。

　　创新，正成为武汉改革、发展的关键词。武汉正在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创新已经成为其核心竞争力和最突出的城市特质。“创新基因”正越来越明显地塑造一个全新的武汉。

　　新“芯”重启老武汉

　　武昌中北路。“上世纪90年代，这里是亏损一条街。”武昌区副区长孟武康说。民间也有“下岗一条街”“上访一条街”之说。

　　当年，中北路是武汉著名的工业一条街，以“一五”时期重点项目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为代表的一批工厂，包括手表厂、电视机厂、无线电厂、纺织厂等，一字排开，延绵3公里。

　　作为重镇古城、省会之区、首义之地、大学之城，武昌在“一五”“二五”时期，实际是以机械为主的国家重点工业基地。孟武康介绍，一批“武”字头的重工业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造船厂、武汉车辆厂等坐落武昌，还包括张之洞当年建造的一批纺织企业。

　　今天，中北路则是“金融一条街”，“华中金融城”核心地带，驻扎了100多家省级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城商行和证券、保险、投资金融机构的地区总部落户于此，科技金融、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取代了昔日的马达轰鸣。

　　距此不远，环绕武汉中心城区最大的湖泊公园——沙湖，四周还有由当年纺织厂区蜕变而来的“滨江商务区”，国际金融、信息咨询产业成为支撑;以“武昌古城”为核心的区域，正在建设文化旅游、展示、创意等产业;以武汉名片“楚河汉街”为代表的“中央文化区”，正按照世界级文化旅游项目的标准进行建设;以中铁第四勘探设计院和中南建筑设计院、中南电力设计院等国家级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工程设计之都”，正向“世界工程设计之都”努力……

　　武昌，不再是曾经的武昌。

　　而以武昌为代表的“老武汉”，已然颠覆昨天模样。一如满大街的标语宣示:“武汉，每天不一样!”

　　神龙公司生产线

　　老“重器”的新活路

　　从中北路“黯然撤离”的武重，在“中国光谷”的地盘上寻求新活路。

　　“连亏了十多年，快没救了。没想到，改了3年，又有希望了。”9月的武汉，炙热渐行渐远。一个老国企扭亏止损的消息，像一阵清风吹散江城的燥热。

　　“武重”全称是中国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一五”重大项目，国之重器。自1958年建厂以来，承担了制造重型、超重型机床的历史重任。

　　重型机床是制造业“母机”，代表国家工业基础水平。一本厚厚的《武重厂志》，也是中华民族重机工业自力更生的发展史。

　　从自主研发新中国首台重型龙门刨床，到研制首台超重型数控立车，半个多世纪来，武重向共和国献礼多个“首台套”。其中，加工规格“世界之最”的立式铣车床，填补了国产机床加工大型核电关键零件压力壳的空白;世界最大卧式镗车床，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机床数控化从最初的5%跃升到95%，位居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倒推20年，这个共和国重工业“长子”，与中国重型机床行业一样，市场大幅萎缩，从辉煌跌入低谷。

　　2013年，武重拉开以“重”带“专”的转型改革大幕。一手发挥重型机床的传统优势，积极承担国家重大专项，提升重型战略装备的技术含量;一手让用户决定产品标准，邀请用户参与设计，根据需求研发新的专业设备，也就是“专机”。

　　“改革难，难在转观念。计划经济时代，武重不愁没饭吃。对用户需求不了解，只按通用产品生产。如今得先放下身段，跑市场、找客户。”武重董事长杜琢玉说，他带头跑销售，3年下来，头发白了。

　　近3年，武重研发出一批新型“专机”，包括用于采矿的牙轮钻机，用于地铁施工的盾构机。2016年4月，“武重造”牙轮钻机在海拔5400多米的西藏高原钻孔成功，创造出行业世界最高作业海拔的纪录;8月，中国铁建一单就订购8台盾构机，刷新国内盾构机行业单笔销售纪录。

　　“三五年后，武重能代表国际机床最高水平。”杜琢玉说。

　　2016年上半年，武重扭亏为盈，成为重机行业为数不多的盈利企业。

　　就在武重为转型而拓展之时，另一个“武”字头的老国企武钢，正努力甩掉“亏损王”帽子。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曾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立下汗马功劳，在武汉举足轻重，“武钢打喷嚏，武汉就感冒。”但新时期，因产能严重过剩，武钢连年亏损，2015年亏75.15亿元，成为钢铁业上市公司中的“亏损王”。“武钢养猪”一度成为热点。

　　不能不攻坚克难，不得不“壮士断腕”。武钢加快产品结构调整，以集中组合、工艺最优、物流顺畅为原则，持续优化生产组织，对没有边际效益的产线及时停产，对不能满负荷的工序“集中产、集中停”。

　　今年上半年，武钢的铁、钢、材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0.53%、0.85%和1.76%，但经营业绩显著改善，实现利润总额3.6亿元。来自武汉市发改委的消息说，“武钢实现整体扭亏。”

　　9月22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武钢的未来，又多了想象空间。

　　像武重、武钢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个老工业基地上演，成为“每天不一样”的真实注脚。

　　2015年10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发布《武汉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方案》，其中明确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体系包括：重点围绕汽车、船舶与海洋工程、轨道交通、家用电器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家电等智能产品;重点围绕汽车、冶金建材、化工、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传统领域，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重点围绕汽车、家具家装、家用电器、服装服饰等领域，发展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在线支持服务等新模式。

　　工业之基上成长起来的老工业重镇武汉，持续创新带来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再造“新武汉”的动力之“芯”已见端倪。

　　武昌区委书记张幸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90年代武昌区是机械、纺织等老国企的聚集地，也是武昌区GDP主要来源。如今，武昌区形成以服务业为基础、金融业为支持的发展格局。“‘十三五’时期，创新驱动、投资驱动将是武昌区发展的两大主动力。”张幸平说。

　　动力转换带来稳步增长。武汉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市GDP同比增长7.6%，增速比全国高0.9个百分点。

　　武汉市经信委提供的材料进一步显示：1～5月，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0.4%，比去年同期加快18个百分点。利润增加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同时，高能耗的原材料工业产值下降10.4%。

　　有专家评述，“武汉重新对产业根基进行了改造。”还有学者在网上断言，武汉是“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传统优势产业被替代，过剩产能被压缩，新兴产业悄然升起。

　　“希望在产业升级转型上走在全国前列。”武汉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文胜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主要任务两件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体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体系：体现出来是一个结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体系。

　　新“智造”的世界角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体系”的追求，在“中国光谷”可摸可触。

　　品味新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老武汉”，看“武”字头企业;端详改革开放新兴制造业基地的“新武汉”，要看“光谷”。

　　“光谷”是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别称。这是继中关村之后，我国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依托先进的“光”技术，一大批新型产业在这里生根发芽。

　　绣花针粗细的光纤，凝聚了世界最前沿的科技。一根光纤释放的激光能量，可焊接飞机、轮船，12亿对人可在一根光纤上同时通话。

　　我国光纤产业曾长期受制于人。原因在于，光纤光缆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光纤预制棒技术含量高、生产难度大，有极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我国所需的光纤预制棒60%～70%依靠进口，国内光纤光缆厂商一半以上利润被拿走。

　　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便开始预制棒规模化制造的研发和创新，但在单模光纤预制棒方面，生产效率、成本控制和制造工艺等，与国际先进水平比，差距明显。

　　“难道中国人造不出世界一流的光纤?”烽火通信的科研人员不愿永远给别人打工。

　　历经10余年努力，烽火通信探索出新一代高性能光纤制造工艺及装备技术，以“知识产权、工艺、装备”三大技术体系为驱动，实现了“棒纤缆”的规模化自主开发。

　　“烽火通信每年将收入的10%以上用于技术研究。这样的大手笔投入，在业界为数不多。”烽火通信总工程师卢山说。

　　在烽火通信的展厅，一根根大尺寸光棒吸引众人目光。为了制造这根预制棒，公司研发了自退火功能的大尺寸高温炉，采用气动隔离的快速冷却系统技术、快速涂覆装置及工艺、全自动高速拉丝固化系统。与国外制棒生产工艺相比，烽火通信研发的预制棒大幅度提升了光纤制造装备的性能，相对业内水平提高40%。

　　借助这根凝结了民族自主创新技术的预制棒，2014年，烽火通信实现800～1000吨光纤预制棒生产能力，完成“光棒—光纤—光缆”全产业链布局。

　　一束光能走多远?在距离烽火通信不远处，一家名为“长飞通信”的公司，正沿着“一带一路”路线图，不断刷新“光纤光缆通信”产品的海外市场纪录。去年以来，长飞相继在印尼、缅甸、南非成立3家海外合资公司。

　　今年上半年，长飞实现22.4%的增长。长飞的光纤、光缆、预制棒三大主营业务中，光纤、预制棒双双问鼎全球第一，光缆居全球第二。

　　在“光谷”，烽火通信、长飞光缆等数十家本土“智”造企业扎根，霍尼韦尔、IBM、辉瑞等104家世界领先企业研发(创新)中心、共享中心落户。光电子、生物、地理通信、智能制造和数字创意等优势特色领域的“光谷”方队，越来越受全球关注。

　　“十二五”期间，东湖高新区企业总收入年均增长25%，连续跨越三千亿、五千亿、八千亿、万亿大关。光电子、现代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4个产业过千亿。今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仍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启动，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动工，国内首条第6代低温多晶硅(LTPS)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试生产，全球首个模块化药厂正式运营，华为项目、摩托罗拉(武汉)产业园推进……

　　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胡立山说，“光谷的定位是全市挑重担、全省排头兵、全国示范区、全球影响力，发展成为全球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和享誉世界的光谷，实现‘美国有硅谷，中国有光谷’的发展愿景。”

　　“光谷梦”开始传开，诠释已然成形:国际化创新创业要素集聚地，世界性新兴产业策源地，引领创新文化新高地，全球宜居宜业理想地。

　　实现“光谷梦”还要远征，但作为“武汉智造”的引擎已当仁不让。胡立山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光谷”2015年申请专利1.6万件，占武汉市一半以上。“十二五”期间主导创制国际标准12项、国家标准300多项，涌现出万瓦光纤激光器、胶囊内窥镜机器人、万吨级生物质燃油生产线等一批世界级自主创新科技成果。

　　“光谷”是独特的，但追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体系”则是“新武汉”的一致选择。

　　“在现有产业结构基础上，武汉市选择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10年乃至20年后的产业重点，打造万亿级产业，确保产业发展不空心，动能输出不断档。”武汉市发改委主任汪祥旺说。

　　浏览武汉市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案发现，武汉市不搞“全面开花”，不“赶时髦”，而是聚焦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全球影响力”，在产业链与创新链对接上发力。信息技术方面，重点布局光电子、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地球空间信息、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创新链，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基地;生命健康方面，重点布局生物制品、生物医药工程、精准与智慧医疗等产业链、创新链;智能装备方面，重点布局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增材制造等产业链、创新链。

　　“战略新兴产业每年都保持较高增长。”张文胜说，今年上半年，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产值分别增长11.7%和10.6%。

　　武汉市经信委的材料显示，千亿产业由2010年的1个增至2015年的5个，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由40%提升到62.2%。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增速分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9.6和8.3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高4.4个百分点。另据武汉市统计局的数据，信息技术、装备制造、能源环保和生物医药四大产业产值，已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8.7%。

　　——缘于武汉这个创新者开始云集的“新码头”。

　　标准排名、优客工场联合发布《2016中国创新创业报告》称，中国创新创业发展已形成华北、华东、华南、中部和西部五大创业中心，武汉成为中部创业中心的核心。

　　作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城市、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近年来，武汉瞄准“全球影响力”，聚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城市合伙人”计划、“青桐”计划、“创谷”计划等系列举措，成为中国版图上一处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沃土。

　　武汉，昔日以“九省通衢”著称的水陆“码头”，在中国“创”时代，正成为人才、政策、环境、服务“通江达海”的创新创业“新码头”。

　　全球邀约“城市合伙人”

　　“武汉丰富却常常为人做嫁衣，一直被公认为武汉的劣势之一。”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汉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去年初，武汉考察团走访上海、天津、深圳，对比查找自身差距。

　　考察后发现，与上述三地比，武汉在科技资源等方面差距并不大，有的方面甚至有优势。“为何在整体创新水平方面被甩在身后?我们发现，要提高创新水平，关键要让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围绕企业动起来，形成产业整体创新链条。”杨汉军说。

　　找到问题，就有了解决方向。2015年，武汉启动“城市合伙人”计划，向海内外英才发出邀约。把产业创新领军人才、有创业激情的社会大众和创业投资者，作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合伙人”，结成命运共同体、奋斗共同体。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说，“我们的城市合伙人计划，不仅仅是一个人才计划，而是遵循创新规律，围绕产业创新进行的深度改革，是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的一项重要支撑。”

　　在“合伙人”对象选择上，武汉聚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产业领域，重点引进产业领军人才、优先引进知名创业投资人、广泛支持优秀年轻科技人才和大学生创新创业人士。

　　今年初，首批60名“城市合伙人”人选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多数人都具有博士学位或海外工作经历，掌握国内外领先的核心技术，部分技术成果填补行业空白。

　　程一兵和曹祥东就是“城市合伙人”计划的优秀案例之一。

　　曹祥东回国后创办武汉虹拓新技术公司，担任董事长。他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和程一兵又在全球首次提出了“光制造”的新概念，“我们成立新公司，致力于光制造新能源的研发工作，期待在武汉这块热土‘种植’出全球领先产品。”

　　这几年，不仅是国内顶尖人才来武汉发展，一批在异地他乡发展的创业者也看好武汉，陆续回巢。

　　武汉青年龚义涛曾在美国创办两家公司，后又加盟谷歌钱包、阿里、速卖通，并担任万达电商首任CEO。虽然这些都很成功，但离他心中的梦想还很遥远。他辞去万达电商CEO，在东湖高新区创立了中国唯一一家提供全套购物中心O2O商业服务的公司，取名“万江龙”，希望把“龙的旗帜”插遍全球。

　　万江龙的O2O平台已经签约100个购物中心，成功在50家购物中心上线。他的梦想是做未来的阿里巴巴。

　　为何选择武汉?在龚义涛看来，武汉商业底蕴深厚，人才储备充足，创业成本较低，是成就事业的理想之地。

　　按武汉市委提出的目标，“十三五”期间，力争集聚10名世界级战略科学家、1000名产业领军人才、100名知名创业投资人。阮成发说，“我们将竭尽所能，给创业者最高礼遇、最优服务、最好环境。”

　　这“三最”，不光针对产业领军人才，也同样面对那些青涩的莘莘学子。

　　拥有超百万在校大学生的武汉，科教实力居全国前列，一向被称为人才沃土。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许多武汉培育的人才“孔雀东南飞”。

　　为支持更多大学生创新创业，从2013年8月开始，武汉在全国首创出台并启动“青桐计划”，围绕大学生创业全过程所需的场地、导师、资金以及创业辅导，提供全方位、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培训。

　　与“青桐计划”相伴的，还有“青桐汇”大学生创业计划推介和分享活动，“周周有路演，月月青桐汇”。

　　本刊记者在一场“青桐汇”活动中看到，武汉善格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专业2011级本科生刘元惠正在介绍自己的创业项目，提出80万元的基金需求。

　　“我投资!”武汉红土创投公司总经理刘敏当即拍板。

　　实现创新驱动转变，从聚“人”开始。2013年开始，武汉市推出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史上最宽松”落户政策，启动大学生“留汉工程”。据武汉市人社局最新统计，自实施大学生“留汉工程”以来，吸引力逐年增强，2015年全国“211高校”毕业生来汉就业比例与广州持平，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到武汉，去创业!”已成为武汉青年流行的见面语。知名天使投资人李儒雄说，“全国都知道武汉是个大孵化器。”

　　“青桐计划”推出近3年来，成功点燃百万大学生创新创业激情，成为扩大就业的“倍增器”和创新驱动的“加速器”。在8月25日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市长万勇介绍，武汉大学生创业特区已建成73家，大学生创办企业2600余家。已建成各类孵化器217家，新型众创空间115家。

　　“痛点思维”让政策变“黄金”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下海，可保留岗位3至8年;科研成果1年内未转化，完成人或者团队可自主进行成果转化，至少可获转化收益70%;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携带在单位完成的科研成果创业，至少可获得八成股权……2014年3月，武汉出台《促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若干意见》，被誉为“黄金十条”。这样的“黄金政策”在武汉能找出不少。

　　政策变黄金，源自在激励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制定上，坚持“痛点思维”。

　　“我们以直击痛点、解决问题为原则，针对不同类型人才创新创业过程中最突出困难和最迫切需求，制定出台15条新政和‘城市合伙人’计划的3个‘十条政策’清单。”武汉市委组织部人才处处长何慧超说，产业领军人才的痛点在承载平台有限、产业难做大;创业投资人的痛点在风险大、成本高;创新创业人才的痛点在生活压力大、成长空间有限。政策的针对性应有区别，比如，针对产业领军人才的“痛点”，重点提出项目资助、团队配备、研发配套、产品应用等政策待遇。

　　政策的激励性体现在富有诚意的含金量上。何慧超介绍，在奖励补贴方面，产业领军人才来汉创新创业，最高可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补贴;在项目资助方面，对于武汉产业发展急需、能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产业领军人才项目，最高可给予1亿元资金资助。

　　对于经认定的“城市合伙人”，武汉开出丰厚的、全方位的扶持清单：比如，实行“一张绿卡全程服务”，凭卡可享受奖励补贴、创业扶持、居留落户、住房安居、子女入学、医疗社保等相关待遇和服务;设立10亿元天使投资母基金，等比例募集社会资本设立天使子基金，对处于萌芽期的产业、初创期的企业，政府领投、共担风险、原值退出。

　　以政策的组合拳，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创新政策领先优势，形成覆盖自主创新体系全过程的政策链，是“武汉创新”的内容之一。

　　近年来，武汉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1+5”新政，涉及安排财政资金每年约19.71亿元。

　　“1”是《关于支持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5”是5个落实《若干意见》的细化政策文件，共计80条具体措施，分别支持工业经济发展、支持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服务企业用好人力资源放大人才优势、支持总部经济发展和鼓励金融业发展。

　　据介绍，“1+5”新政在对接国家政策、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新增和突出一批武汉特色政策，如：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商事制度改革推行“三证合一”并逐步拓展范围，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鼓励设立产业发展基金，以参股投资形式支持企业发展等;设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池、互联网金融专项发展资金;鼓励院士专家在企业建工作站，对到新城区企业就业的毕业生给予生活补贴。

　　一系列突破性扶持举措结出硕果。两三年间，武汉“独角兽”企业从无到有，互联网创业从默默无闻到比肩北京、杭州、深圳，正向中国互联网创新“第四城”渐行渐近。

　　被誉为武汉互联网+“四小龙”的卷皮网，今年4月获6亿元C轮融资;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继今年3月获得1亿美元B轮融资后，8月完成15亿元C轮融资;宁美国度今年销量将超30亿元;盛天网络作为湖北首家上市的互联网企业，进入全国百强。

　　在硅谷，“独角兽”被用来形容融资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作为武汉的首家独角兽企业，“斗鱼”是一家在广州注册发展，然后迁移武汉的互联网企业。

　　2014年决定到武汉发展时，斗鱼CEO张文明曾犹疑选择是否正确：在广州，政府部门没事不会上门，即使有事，处理过程也较为轻松;而在武汉，企业稍微有点问题，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就会“如临大敌”。

　　斗鱼在东湖高新区创业一年多，一直是“广州户口”。但东湖高新区却从未将斗鱼视作“外来女婿”。省市领导多次到斗鱼公司调研，连宽带费都过问。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胡立山，平均每两周就要跑一次斗鱼，问企业有没有困难。对这家在武汉的“广州企业”，他从未提出过“改户口”要求。

　　张文明说，尽管政府没有开口，尽管最后企业资产转移的成本达1800万元，但斗鱼还是决定迁回来。去年5月，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东湖高新区成立。

　　2015年，武汉市有高新技术企业1656家，数量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一。高成长性、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不断涌现，仅东湖高新区就现有“瞪羚企业”(成长中的中小企业)260家。在东湖高新区，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市场主体61户，高端人才从海外、沿海不断回流，业内标杆人物、顶级投资人频频到访，他们的行程表上，武汉被视为不可错过的一站。

　　从JQK到“兔子来了没草吃”

　　今年9月6日，上汽通用武汉工厂第50万辆全新英朗正式下线。从2012年9月28日项目开工，到2015年1月28日项目投产，形成两班24万辆的产能，只花28个月;从投产到第50万辆汽车下线，仅用19个月。在汽车行业，实现这一量产目标大多需要5年左右。

　　上汽通用武汉工厂从动工到投产新速度的背后，正是武汉“当好企业贴心保姆”的实践。

　　2013年3月，武汉市政府与上汽通用签约时，项目所在地的江夏金港新区还是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乡野场景。

　　“他们要求6月6日举行奠基仪式。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要将8个村数千户农民迁出去。”江夏经济开发区金港新区办事处主任徐勇说，面对以现代企业制度治理的企业，金港新区创新体制机制，全力服务通用项目，很快就确定拆迁方案。

　　2014年6月，通用第一台非销售型汽车正式生产出来。2015年1月28日，通用在江夏正式投产。3月3日，全新英朗正式下线。

　　“这么快的建设速度，在通用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徐勇说。

　　武汉市经信委总工程师王振认为，“企业是城市创新的主体，要建设具有强大产业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我们就要在不同层次、不同梯队都培养具有强大创新力的企业。”

　　过去，武汉不光世界500强来得少，中国500强企业数量也不多。而武汉人以前总抱怨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先发展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给中部地区政策不够。但后来国内各地的政策优惠基本趋同，当初一些鼓励政策也给过武汉，如东湖开发区和沌口开发区的设立、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等。终于，问题根源显露出来，就是武汉自身的投资环境不行，公务员服务水准不高，办事效率低。

　　有人曾把武汉的投资环境比喻成扑克牌里的J、Q、K。J代表把你勾进来，Q就是把你圈起来，K是把你干掉。外来资本初入时，有关部门许下美妙诺言，进来后陷入罗网，最后无可奈何干不下去。

　　营商服务和环境直接决定“信心比黄金更宝贵。”武汉市委市政府意识到，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重在必胜的信心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表面看，各地比拼的是投资项目，但本质上比拼的是精神、作风。

　　从2011年4月开始，一场治庸问责风暴在武汉启动。

　　突击暗访、公布投诉电话、严厉问责……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先承诺:对于领导干部损害投资环境、政府部门或公务员“庸、懒、散”等行为，坚决问责。5年来，武汉市治庸问责干部8000多名，涉及局级干部61人。

　　伴随着治庸问责，从去年7月开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武汉三镇”掀起。

　　作为武汉创新创业“窗口”的东湖高新区，全区9个职能部门的86项审批事项统一归口一个局，26枚印章变成一个章。行政许可类审批事项仅保留86项，清单精简程度在全国同层次行政权限的地区中位居前列。

　　记者走进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政务服务区看到，前来办事的人员川流不息，井然有序。在这里办事，复印、饮水、停车、上网、书吧阅读都完全免费，仅此一项一年就让利于民1000多万元。

　　“兔子来了没草吃。”胡立山的一句幽默话，道出了这里行政审批改革的成效。

　　“兔子”是武汉的方言，指的是专门替人跑行政审批、拿跑腿费的灰色群体。一定程度上，这个群体数量折射一方政府的办事效率。

　　为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不专业、流程不熟悉的困难，高新区推出“专业化帮办服务”，将政务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实现材料报送前期环节全程帮办、一帮到底，挤掉“兔子”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作为全国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之一，武汉市在市场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金融创新、开放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创新者利益保护等方面，已经或正在探索重大改革突破。

　　今年8月，武汉又将容错机制写入市委决定，明确“坚持开放包容，遵循创新规律，宽容创新失败”。《决定》全文20条，有6条涉及“宽容失败”，“容错”成最大亮点，真正让创新改革者放下包袱。

　　去年，知名创投机构清科集团对国内创新创业格局进行评价称：中国已经形成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华北、华南的创新创业基地，以武汉、成都为新的创新创业基地这样的“3+2”格局。 大武汉新基因

　　中国城市历史版图上，有两座城市习惯称之为“大”:大上海、大武汉。大上海，早成为全球注目的国际大都市。而大武汉，很长一段时间让人想到的，似乎只有汉阳造、黄鹤楼、热干面和“大县城”。

　　经历近代史上“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辉煌，大武汉改革开放后伴随“中部塌陷”而落寞。“复兴大武汉”，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武汉市民的殷殷期盼。

　　过去的大武汉，因两江分割下特色分明的“武汉三镇”而显得大。而复兴中的大武汉，将是由一堆国际性“中心”撑起的大武汉：围绕“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总功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中心、现代化国际性综合交通中心、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科教中心、中部地区国际交往中心、长江文明传承与创新中心，都列入了“加快建设”日程中。

　　还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行区、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示范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区区”声急。

　　“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全球产业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复兴大武汉”的内核。“创新基因”正从内到外注入这座“未来世界城市”的价值、气质与精神中。

　　曾让武汉人尴尬的“颜值”

　　“汉口离武汉有多远?”

　　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武汉，一城两江分三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相互割据”地理格局。

　　“要从汉口去武昌，全靠轮渡来过江;遇上雾天就停航，一天时间全花光。”68岁的“老武汉”徐首前用一首顺口溜，介绍上世纪80年代前武汉出行的场景。他回忆说，即便长江大桥在1957年修通，也未彻底改变市民过江出行对轮渡的依赖。

　　城中穿两江，曾是武汉商业聚集壮大的基础。两江水道的便捷，让武汉从明清年代就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两岸灯火彻夜明”的繁荣。清末京汉铁路通车，水陆联运让汉口超越天津和广州，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商埠。

　　过去被长江相隔，汉口、武昌属不同行政区划。新中国成立后，汉口、武昌、汉阳合成武汉市。中国管理科学院武汉分院交通研究所所长胡润州说，交通对城市形态有决定性影响，由于武汉跨江交通的不便，长期“三镇鼎立”，难以融为一城。不少住在武昌和汉口的年轻人谈恋爱，戏称异地恋，“外地人将汉口、武昌当成武汉之外的城市，也不足为奇。”

　　胡润州介绍，环线、放射线构成的城市快速路网是当前效率最高的道路交通方式，但在武汉修一条环线，需要两座长江大桥或过江隧道和一座汉江大桥才能“圆满”，投资高、难度大。

　　武汉数十年沿着长江、汉江两岸扩张，呈“非”字型分散式团块状形态，城区乱搭乱建、垃圾遍地，“码头文化”盛行，让武汉被视为“大县城”。

　　近年来，围绕城市痛点，武汉市投入巨资控制城市空间、开展城管革命，实现从“大县城”到“大都市”的蜕变。

　　近5年，武汉城建累计投入6800多亿元，高峰时建设工地近万个，20条主干道同时兴建。经历“全市大工地”后，进入“收获期”：二七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通车，武汉形成三条完整环线;已开建杨泗港长江大桥与青山长江大桥，意味着武汉四环线全面开建。加上长江隧道的通车，长江轮渡功能转为游览观光。

　　武汉市交委主任余世平说，在已开通4条地铁、轻轨的基础上，还将以每年通车两条地铁线的速度，新建13条轨道交通线。到2020年，武汉轨道交通通车总里程有望达400公里，实现“主城联网、新城通线”。公路成环、地铁成网，江河湖泊不再成为交通出行阻碍;交通出行方式选择的多元化，也使三镇彻底实现融合，均衡发展。

　　跨江越湖的通达路网，也为城市集约发展奠定基础。

　　自1995年到2015年的20年间，武汉常住人口从710万增至1060万，增长近50%，但建成区面积从200平方公里扩展到566平方公里，增长超一倍。为遏制城市“摊大饼”，武汉市全面划定开发边界，建设“紧凑型城市”。

　　据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介绍，已确定主城加6个新城组群的“1+6”格局。主城以三环线内地区为主，新城组群在6个远城区轴向建起新城。每个新城组群将至少有一条轨道交通和两条快速路与主城相连，城市空间布局形成集约型的“葡萄串”。

　　“显山、透绿、露水”，是武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但长期“有山不见山，临水不亲水”。为此，武汉以突出长江两岸、沙湖大桥、东湖沿岸的城市天际线群为中心，全面提升武汉的城市品位。到今年6月初，被视为武汉城市天际线“补丁”的400多块楼顶广告全部消失。据武汉市国土规划局负责人介绍，将会有更多临水临湖的天际线隐藏城市之中，让人抬头就能看到简约、自然、优美的城市空间弧度。

　　光有硬件改善还远远不够。2011年以来，武汉市开展“城管革命”，治理暴露垃圾、占道经营、空中管线、违法建设等“顽疾”。

　　如今，清洁而清晰的干道街巷，盆栽绿化的城市立交，两江四岸的“灯光秀”，光谷、楚河汉街、滨江长廊等城市“新名片”，加上绿地点缀、爱心长椅、围墙美化……诸多来自街巷细节处的改变，让新武汉“面目一新”。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说，“经过几年努力，没人再认为武汉是个大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