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前副主任、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曾在本报刊登过一篇文章(见6月12日第3版《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的支持》)，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希望决策层高度重视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建议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

　　根据郑新立的研究，1991-2010年的20年间，中国M2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5%，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3%，M2的增速为GDP增速的2倍。但是2011-2014年，M2的年增速降为13.5%。今年1-4月份M2增速只有10.1%，他认为这个增速太低了。

　　文章刊发后，央行多次降准降息，7月份以来，M2增速有明显提高。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一样，郑新立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为政府决策作参谋。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他曾担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此后，又担任了十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他亲历了中国经济周期的几次波动，其中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那轮经济低迷期，他提出发行国债的建议得到了决策层的支持，朱镕基任内中央政府连续五年每年发行1500亿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农村电网、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长江干堤加固等投资，有力扩大了总需求，稳住了经济增长。

　　对于当前经济状况，郑新立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因此“稳增长”需要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对于调结构，他认为“不要用短跑的方式跑长跑”。

　　对于如何扩大总需求，他提出了一套政策建议，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在中部地区推广重庆经验，未来经济增长就有希望”。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

　　《21世纪》：你6月份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后来M2的增速有明显提高，那么现在的货币宽松程度你认为是足够的吗?

　　郑新立：还不够。中国经济已连续四年增速下行，PPI前所未有的连续45个月为负，实际上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状态，如果没有大的行动很难改变经济增速下行的惯性。经济明显偏冷，就要踩油门，货币投放的力度应当加大。

　　但是，现在增加M2投放，实际上却增加不上去。主要是企业看不到前景，不敢投资。优质的项目和企业并不多，所以商业银行想贷款贷不出去。

　　上个月，国务院又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由国开行、农发行联合向邮政储蓄发行1万亿元专项债券，在财政贴息之后以中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支持公用事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这种定向调控的办法对扩大需求发挥了作用，11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开始略有回升。

　　《21世纪》：我们当前正处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还要再来一次4万亿的投资吗?

　　郑新立：小平同志说中国经济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很多很多，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或者叫产能过剩。这种需求不足是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包括4万亿也增加了供给。

　　但实际上，经济学界对4万亿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如果没有4万亿，那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到3%，如果真的到了3%，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而且4万亿投资大多用于民生工程和基础建设投资等，不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

　　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是供给过剩，但从需求角度看就是需求不足。结构改革当前最大的任务是调整供给结构，调整供给结构的重点应放在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21世纪》：有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产品的产量已接近或达到需求峰值，这与人口结构等因素有关，是无法改变的，因此经济增速必须下行。

　　郑新立：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看到中国还有47%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只有城市居民的1/3。世界上所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解决了城乡居民收入均衡之后才实现。

　　从一些主要的需求类别来看，现在我们住房存在过剩，但是如果2.8亿农民工加上6000万留守儿童、4300万留守妇女和4000万留守老人的话，总共有4.2亿人，他们都在城市安家将会产生多大需求?

　　再来看汽车的情况，我们人均汽车保有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有很多城市实行限行或限购，美国没有一个城市这样做，原因是政府不作为。汽车的消费应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均GDP才7500美元，美国是5万美元，我们这个时候就说需求达到峰值，显然是脱离国情。

　　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均GDP才7500美元，美国是5万美元，我们这个时候就说需求达到峰值，显然是脱离国情。

　　挖掘中国的内需潜力

　　《21世纪》：十二五期间，国家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并且采取了许多政策促进消费，那么目前中国挖掘内需的潜力在哪里?

　　郑新立：主要潜力就在于城乡一体化，国务院提出了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重点抓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

　　第一是农业现代化，通过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培育农村合作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这会给农业机械、农业水利建设带来很大的需求和投资机会。

　　第二个是新农村建设，并且和农民工市民化结合起来。最近中办和国办发布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意见指出，完善和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地票试验。

　　这个事重庆一直在做，并建立了一个地票市场。这样远离城市的农村也能分享到市区的级差地租。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应该由政府审批改为到市场上去买。重庆远离市区的农村宅基地退出，一亩能卖到20万元，进城落户的农民通过这个市场退出宅基地后，可以拿到在城里买房的安家费。

　　重庆市通过农民有偿退出宅基地，6年多来300多万人进城落户，每个人平均拿到了10万元安家费。此外，政府又送给农民5件新衣：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上学入托、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以及所有城市的公共服务。这些新衣需要政府一定的投入，但是像重庆这样西部财力较弱的城市都可以做，东部沿海城市更有条件来做。

　　农民工在城里定居了，就能变成稳定的劳动力，既有利于产业升级，也有利于拉动消费。今年上半年重庆经济同比增速达到10.9%，领跑全国，关键在于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

　　现在很多地方农民用打工赚的钱在农村盖房子，但这些房子80%没人住，却在城里住地下室。有句俗话说，家里盖楼养老鼠，在城里住得像老鼠，资源浪费太厉害。农民之所以在农村盖房，就是觉得城里不是久留之地，如果他们在城市可以落户，享受同样的社保和福利，那么农村盖房就没必要。这么扭曲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加以改变呢?

　　《21世纪》：农民进城落户，由于之前并没有缴纳社保，享受同样的社保和福利需要地方政府巨大的投入。地方政府可能会像上一轮城镇化热潮时一样，仅仅当成发展房地产的机会。

　　郑新立：单讲城镇化不够，刚才说的是三位一体，三件事要联动起来，只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足以让中国经济保持7%-8%的速度到2030年。

　　如果我们来算算“三块地”的价值就可以看巨大的潜能，承包地有偿转让，以一亩地每年700元转让费计算，18亿亩耕地如果全部转让农民每年可坐收地租超过1万亿元。农村宅基地全国约合2.5亿亩，如果每亩20万元，总价值超过50万亿元。中部地区宅基地的价格会超过重庆一倍以上。农民有了这些财产性收入，整个城乡一体化这盘棋就活了。

　　所以要动员沿海吸纳农民工比较多的城市，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市民，送给他们“五件新衣”，让他们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这里不仅是财政投入，要以财政投入吸引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投入。如果“十三五”时期能以土地杠杆撬动20万亿元各类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城乡结构就能出现大的变化，需求释放出来了，稳增长和全面小康就有了可靠保障。

　　《21世纪》：如果从投资方面来讲，在你看来还有什么新的投资空间?

　　郑新立：现在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需要加大投资力度。比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交通、停车场、道路，地下管廊，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养老院、托儿所等等。

　　现在雾霾这么严重。针对污染源采取措施治理，就要增加投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很好的机制，就是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过去是谁污染谁治理，由于缺乏严格监管，结果是谁治理了谁吃亏。现在，只要有排放物就拿钱，政府招标把合格的设备装上，保证24小时运作，95%以上的排放物可以得到解决。现在的关键是不落实。

　　另外，要优选一批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比如淮河经济带的治理和发展，如能在“十三五”时期开工建设，不仅可以根治淮河流域水患，而且可以形成中国的第三条出海通道，增加两万多亩的良田。

　　但怎么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来，这就需要改革，推行PPP模式，让民间资本投资这些领域有合理的回报。

　　《21世纪》：PPP的效果并不太好。

　　郑新立：因为一些赚钱的项目，政府舍不得放。所以关键要靠改革，如果投资体制改革到位，社会资金是愿意进来的。比如北京的停车场，满足不了一半需求，但停车场的建设并不难，甚至建筑物的下面都可以进行施工，技术很成熟，只要政府积极去推动，选定一定的位置，给予一定的方便条件，不到几年便可解决。